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材料15篇-凯发k8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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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1
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消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今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9日，于敏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于敏个人简介：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于敏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60年代起，投身于我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氢弹突破中，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氢弹突破和武器化”工作，荣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领导突破了气态引爆弹（初级）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级原理。作为小型化关键的气态引爆弹主要负责人，主持研究并解决了裂变材料的压紧、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规律、氘氚点火燃烧规律、轻重介质混合对聚变的影响、高能中子裂变反馈规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气态引爆弹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础。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研究了热核反应中等离子体过程，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驰豫过程、辐射波与冲击波的传播规律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针对禁核试，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2
于敏，男，89岁，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面对祖国的召唤，他隐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热血忠诚，默默奉献给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我国大国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5年，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说：“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难题，他都会带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谨慎选择技术途径，认真试算物理模型。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他甚至趴在地上，绘出一条条特征线，然后马上跟大家讲解。于敏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有时因为产生灵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领导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无休止地工作，总是派一位同事与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个数据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他突然发现原设计中一个数据可能有问题，但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还是立即报告了上级，要求暂停试验。经过一天一夜的查找，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抵偿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上级领导问他：“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认真地答道：“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潜心钻究的20多年间，他带领着科研团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之前，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热核试验时间。
1985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1987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1987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等称号。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3
于敏，著名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2019年1月16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而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也就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大场合，因为此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都是隐姓埋名。
一藏就是30年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冒雪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受任务后，于敏便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一藏就是30年。
30个月的奋战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的研究是绝对保密的，要想从报纸或者杂志上找到关于氢弹一星半点资料完全不可能。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废寝忘食，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转折发生在1965年。
那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在这次持续3个多月的艰难科研攻关中，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5个多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当年，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曾有不少人替于敏感到惋惜。
而于敏自己却从未后悔。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他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回答问题有“三不”
于敏在科研中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善于抓住物理本质来判断物理现象发展的结果，被简称为“粗估”。与他共事多年的何祚庥院士称：“于敏的这种粗估方法是理论研究的灵魂。”
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在北京作学术报告。当时于敏只有32岁。这位专家刚把实验的准备、装置及过程介绍完，于敏便对坐在他旁边的何祚庥说出了这个过程的分支比大约是多少，边说边在左手心上写着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较为稀有的核反应过程，你怎么知道的?”何祚庥反问道。
“先听下去。”于敏摆手制止他追问。
最后，法国专家公布了他的实验结果，果然不出于敏所料。
“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掌握住这一方法就能估出它的数量级来。”于敏说的方法确实并不复杂，但要真正自如地掌握并运用并不容易。物理学家的水平高低常表现在对一些基本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上。而这正是于敏有很高造诣之所在。
在单位，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一样耐心解答。
许多同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于敏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有一次，所里一位姓曾的年轻科研人员与同事讨论一道难题，结果谁都做不出来。于是，他找到于敏。于敏边讲边算，答案很快就得出来了。可是小曾仍不满足，继续刨根问底。于敏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便老老实实地说，回家后再想想。
第二天一上班，于敏就找到小曾说：“你看看这个推导。”小曾一看，没想到于敏给他写了整整三页纸。
常年埋头工作，于敏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直到退居二线后，他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了。那段日子，每当夫妻二人外出时，同行的人总能够看到老夫妻相濡以沫，相互关照的温馨场景。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4
一个绝密长达近30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越神秘，人们越想了解他。
今天，让我们走近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镁光灯下，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凯发k8国际的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6年前的1999年，于敏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隐形”长达近30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对荣誉，于敏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黄沙百战穿金甲 功在当代壮国威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千倍。
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决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于敏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积雪，应邀来到了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的办公室。
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
钱三强非常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他的名字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突破氢弹原理，上级将黄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组中的30余人一起调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但迟迟未得要领。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作为参与会战的五十分之一，两鬓染霜的蔡少辉老人至今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他回忆，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军。
“别人从纸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识。”蔡少辉称赞于敏，总是能透过现象触及事物本质。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蘑菇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然而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又是一个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魂系国防情更急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
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但他分析，其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这好比百米赛跑，要将成绩在10秒基础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长时间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说，当时我国还处于爬坡期，进步潜力还很大。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
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老朋友邓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
几经反复，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
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议下，我国icf终于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863计划，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5
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6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7
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8
于敏，1926 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9
未曾出国留学的于敏，自谦是“地道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外地用计算机进行优化计算。在“百日会战”里，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氢弹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造出氢弹。但是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
试验场远在西北大漠，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上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达—30℃，道路冻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饴。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他的妻子孙玉芹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10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从此，至1988年，于敏的名字和身份是严格保密的。
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当时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敏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11
在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空投爆炸指挥现场，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一言不发，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于敏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隐身大山，继续加班加点搞科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的奉献！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会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不同于蜀汉丞相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有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曾对身边人说，别计较有名无名，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安静”，在于敏子女的记忆中却有点模糊。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对“安静”有着自己的解释，“所谓安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与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说。
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长出一片森林。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12
1月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得殊荣。
1951年，25岁的于敏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不久，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科研生涯。在研制核武器的物理学家中，如果说邓稼先代表“海归”，于敏几乎是唯一未曾留过洋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在追求科学和真理的漫漫征途中，于敏致力于原子弹和氢弹研究的攻坚克难。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于敏经过无数次计算，率领大家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究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于敏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于敏是大科学家，而事实上，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普通的老人。面对国家机密，他能在28年的时间里对妻子守口如瓶。有一天，他们夫妻同乘一辆公共汽车下班回家，妻子惊诧地问他现在在哪里、干什么工作，于敏始终没有正面回答。
于敏的卧室里是那种特别简陋的铁床，房间不大也没太多东西。“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于敏一直在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这种境界。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13
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318项成果、8位科技专家和1个外国组织获得表彰。创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秉性和发展进步的动力，奖励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就是奖励创新，就是表明中国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心。而作为与创新驱动一脉相承的重要工作，知识产权在历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获奖人和获奖项目中均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从本期起，本报将从多个角度对今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的创新和知识产权故事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他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也是中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更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1月9日，他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接受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就是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
自主创新的“国产专家”
对于于敏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是，说到上世纪60年代中，中国成功爆炸氢弹，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在中国氢弹原理的探索中，正是于敏组织领导的攻关组，首先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提出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设计方案。他也是和邓稼先、钱学森等共同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人。
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年幼时凭借聪慧勤奋，考进了北京大学。像所有有抱负的莘莘学子一样，于敏在大学里像海洋一样吸收知识，也从此踏上了他人生的物理之路。和氢弹结缘是在1961年，当时于敏和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处于有可能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阶段，组织却决定让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原子弹和氢弹在技术原理上并不相同，另一方面国际上核
大国对氢弹的研究绝对保密，没有任何公开资料。但是于敏没有犹豫，怀揣着自主创新的精神，在那样一个技术封锁、信息封闭的年代，毅然挑起这一重任。当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访期间，年轻的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护卫和平的“氢弹之父”
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核武器研发。“我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认为核武器最好被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于敏说，中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中国只是运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打破国外核技术垄断，在核武器多样化上并没有过多追求。
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上，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
在此之后，于敏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时间，正是依靠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的理念和魄力，于敏与诸多科学家共同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说：“于敏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于敏坚信，当全球战略多极化发展，只有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在核心领域有所突破，掌握自主的核心技术，才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14
中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中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腾讯新闻精选知乎答主的优质回答，通过这些回答或许你能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于敏。知乎答主我是一只小萌刀：于敏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建国初期参与原子弹氢弹研究，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没出过国的土专家，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参与研究。
国内当时就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给了原子弹计算，只有5%用于氢弹设计，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领着人去做，工具就是计算尺，居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因为他的不知天高地厚，中国也不知天高地厚，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而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他对自己的.身体更是不知天高地厚。1969年，于敏因奔波在北京和大西南之间，胃病严重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1971年10月，幸亏上级考虑于敏身体状况，特许妻子照顾他，才不至于深夜休克无人发现，终于被医生抢救过来。1973年，他在回京车上便血，在医院输液时又一次休克。但他似乎又懂得天高地厚。因为工作性质，他隐姓埋名三十载。他面对别人甚至最亲近的人时，他说的最多的也是我不能说，就像邓稼先面对妻子质问时，回答的是地点我不能说，去多久我不能说，干什么我也不能说。他曾遗憾的说一生没有出过国，如果出国学习，也许现在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其实他可以出国，但为了国家，他放弃了。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于敏最大的遗憾是他的夫人去世了，他经常看到遗迹遗物，睹物思人，因为他觉得亏欠夫人太多，他引用了元稹的一句诗——报答平生未展眉。于敏在房间里挂了诸葛亮说过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当年坐在饭馆里吃饭，电视上正在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于敏坐着轮椅缓缓走过来领奖。我看着颁奖，我高兴地哭了。
我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我记得他因为家里穷没路费，于是暑假不回家自己跑到景山顶，迎着夏日的凉风，拿着课本，做着习题，他从不认为自己天赋异禀，他只是勤奋。
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那帮科学家的一个缩影。
氢弹之父于敏的事迹篇15
于敏，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
他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的突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恒武选中，来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在中国核武器事业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在时代的漩涡中，张弛有度。在公明和真理之间坚持选择。他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也不乏“为一大事来，为一大事去”的人生气魄。这几乎就是于敏所代表的科学家群体的共同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