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女兵烈士事迹(精选5篇)-凯发k8国际
红军女兵烈士事迹(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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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兵烈士事迹（篇1）
林月琴1914年1月出生于安徽金寨南溪镇。她在小学读书时，受父亲林维尹和校长詹谷堂(均为共产党员)的影响，就向往着自己也能成为一个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者。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时，林月琴参加了起义游行，显示了不凡的组织才能，被推举为县苏维埃儿童团指导员，后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林月琴在红25军第73师缝纫兵工厂参加了红军，后调任鄂豫皖边区特委儿童局局长。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中，因其父亲被错划为“地主”和“改组派”，林月琴受到牵连，被免去职务，送“劳改队”改造。1932年9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劳改队”解散，人员遣送回家。尽管受到了不白之冤，林月琴对党的信念坚定，她暗暗下定决心，不能半途而废，不能不明不白地回家，要革命，要继续当红军!
9月下旬，敌人的枪炮声越来越近，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紧追不舍。
在女子“跑反队”中有一位带着孩子、个子不高的小媳妇，她就是王明的小妹陈映民(又名王营)。由于家境贫苦，陈映民出世7天就被送给当地农户吕家做童养媳。苦难的生活坚定了她革命的信念，要翻身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1927年9月，她与丈夫吕绍文一起在家乡金家寨参加了农民协会。1930年在皮定均介绍下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在红4军第12师政治部工作。她的丈夫吕绍文和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先后参加了红军。
1932年9月，陈映民因为带小孩不便工作而回家安置，得知部队要转移的消息，她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红4军第12师的队伍里，随军转移征战。由于陈映民抱着个孩子，加之部队一路上连遭国民党部队的阻击，昼夜兼程行军，一天黑夜越过平汉铁路时掉队，与红12师失去了联系。陈映民只好带着孩子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就这样她也加入了林月琴所在的“跑反队”。
在女子“跑反队”里，还有一个个子高大、腰里别着手枪的，名叫刘百兴，是金寨汤家汇人。她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因受公婆虐待跑出来要当红军的。她还没有编入红军队伍，部队就转移了，于是就追赶红军队伍，加入了女子“跑反队”。刘百兴做事爽快，胆子也大，腰里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能给大伙壮壮胆。
这些从未离开过家乡、从未经历过长途行军的妇女们下定了决心，不畏艰险，紧紧跟在队伍后面，目的只有一个，跟着红军队伍干革命，一定要参加红军。
（二）始终跟着队伍走
一路上，“跑反队”队伍不断壮大，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渐渐成为大家公认的领导人。刘百兴曾参加过地方武装，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苗条文静，因为有文化，知道革命道理也多，又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由于红军要长途跋涉，沿途经常发生战斗，一群妇女跟在后面安全难以保障，这支“跑反队”几乎每天都要受到部队领导的劝返。
一天，部队又派几名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利用部队驻扎休息空档，来到女子“跑反队”做劝说工作。
他们将这支娘子军集中起来，说：“姑娘们，一路上你们受苦了!由于部队实行战略转移，没有后勤保障，没有精力照顾到你们，部队首长很歉意!我们只是暂时转移，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会回来的!请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回到家乡，在地方也能干革命工作……”
“我们不回去，我们要参加红军，要跟着你们打敌人!”一位胆大的姑娘先嚷起来。
“对，我们不回去，我们要当红军打敌人……”大家都叫了起来。
“姑娘们，你们不知道，部队随时都要遇上敌人，随时都要战斗，我们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大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工作人员继续耐心地劝说。
“我们不怕死，回家不是饿死就是被敌人糟蹋死，还不如跟着你们多杀敌人……”姑娘们大声应道。
“姑娘们，你们的家人都在家里等着你们回去，担心你们的……”
“不要说了，道理部队首长跟我们讲多少次了，我们明白!但我们跟定你们了，我们不会增加你们负担的，会好好照顾自己的!我们要当红军，要打敌人，与你们共生死!我们还可以照顾伤员、洗补衣服、烧水、做饭……”不等指战员们讲完，姑娘们又嚷开了。
劝说无效，依然照旧，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三）收编归队当红军
由于没有编入红军队伍，这支娘子军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相互照顾，共同应对困难。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中，大家轮流背、轮流抱。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她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给孩子讨点吃的东西。尽管她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她们这支妇女队伍中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十分惊奇和同情。有的看她们怪可怜的，要她们把孩子留下。但她们不同意，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孩子。
尽管如此，大家都精心尽力，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
那是在一天下午，大家走到湖北境内，都疲惫不堪。孩子无论背在身上，还是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临时为部队送物资的一个老汉对她们说：“你们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老汉身体硬朗，越走越快，她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她们分头到处寻找，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痛哭不已，大家都难过得流泪。为了赶上大部队，加之国民党部队在后面追，大家没有时间再去找，只好继续前进。
到了豫陕边界准备徒渡丹江时，后卫部队的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便将她们分别编入各个单位。陈映民仍编到红12师政治部，林月琴、刘百兴编到红25军第73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询问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红73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啦!”
天气越来越冷了，来到冰封雪盖的大巴山脚下，当地的老乡看到她们穿着一身单薄破烂衣服要翻越大巴山，既惊奇、又同情，好心劝道：“这座山上下210里，夜里得在山顶睡，天寒地冻，连男人都性命难保，你们几个女娃子，怎能受得这份罪?不如留在当地找个婆家过日子吧!”
林月琴和同志们意志坚定，冒着生命危险，战胜了饥饿和寒冷，顽强地翻越了风雪弥漫的大巴山，进入川北。
（四）巾帼英雄写华章
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陕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林月琴和刘百兴表现突出，分别担任了新成立的女子工兵营营长和副营长。陈映民工作积极，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后来，刘百兴在红四方面军长征中，牺牲在草地上。
陈映民的丈夫和两个小叔子都是红军干部，在长征的战斗中先后牺牲。陈映民强忍失去孩子、丈夫和亲人的痛苦，长征结束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惨烈征战，不幸被俘，后机智逃脱，历尽艰辛，回到革命队伍。建国后，她任重庆市糕点公司人事科科长。“_____”中，因受哥哥王明问题的牵连，她惨遭迫害。但是，陈映民对党忠贞，对一生的曲折经历，无怨无悔，觉得自己很幸福。直到1995年1月逝世前，她还说：“我坚信布尔什维克!”
林月琴长征结束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后与罗荣桓同志结婚。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干部副科长，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政治协理员等职。后创建了东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和北京十一小学，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1955年林月琴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3年11月22日，总政治部干部部原顾问(按原副兵团职待遇)林月琴因病逝世，悼词评价她：“林月琴同志是一位革命军队中的杰出女性，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红军女兵烈士事迹（篇2）
1933年5月，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苏区工作，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夫人陈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第二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中央命令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活动在贵州东部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沟通联系，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同时，也隐含着为准备转移的中央红军进行多方探索的任务。
1934年8月7日，在南国暑热蒸腾中，任弼时等率军突围西征。这时，琮英大姐刚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面临戎马征战无法预测的艰难险阻，她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随军西征;要么和儿子留在当地，二者不可兼得!最终，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儿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从此，“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红六军团1934年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印江木黄与贺龙会师。为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他们历时近80天，连续行军作战，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5000余里，突破几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包围、堵截和追击，艰苦异常，而最艰难的一段路是转战梵净山地区。
今天，梵净山是山高岭峻的旅游胜地，而当时却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几千人的部队给养成了大问题，战士们缺衣少食，赤脚行军。偏偏此时，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山崖。任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着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不离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她掉队了。当她赤着脚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之际，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战友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了队伍。
1936年6月底，任弼时、贺龙统一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雪山之后，在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会师。临产在即的陈琮英随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将一同走过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过草地。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孩子就将临盆，同志们为她找到一处当地藏民居住的二层木屋，木屋底层本是奴隶和牲畜栖息之所，上层才是正式住屋。可是通向上层的木梯极其简陋，直上直下，别说即将临产的陈琮英，就是一般人上下也得四肢并用。没有办法，大家只好收拾一下底层将她安顿下来。随着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一个健康的女婴来到人世。陈琮英与任弼时欣喜之极，给女儿起了名“远征”!
远征的到来，也令衣食无着的母亲心急，每天只嚼野草根的陈琮英没有奶水。这时，朱德总司令想到一个好主意――去草地中的水塘钓鱼。他亲自钓鱼，亲自煮鱼汤，鱼汤煮好他又亲自盛起，大声地喊“月婆子，月婆子，汤来啦!”陈琮英和女儿远征从这没盐少油的白鱼汤中获得了无限生机。多少年后，琮英还经常和人们叨念朱老总的那声声呼唤!而远征长大后，一直亲近地称总司令“爹爹”!
红军女兵烈士事迹（篇3）
李开芬(1917-1999)
四川达县(今属达州市)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员、宣传队长、医院看护队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坚强的革命战士李开芬
李开芬是达县(今通川区)的一名进步青年学生，1933年10月，红军解放了达县，14岁的李开芬参加了红军。由于她读过书，被错划为“肃反”对象，虽然被张琴秋救下，但在张国焘的“肃反”高压之下，仍然遭到极其残忍的迫害，但她意志非常的坚定，发誓：“女人也要活出强样来，就要好生跟着共产党打天下。”
由于李开芬有文化、会唱歌、会吹箫，受到张琴秋、王长德等大姐的营救和保护，先后在列宁小学工作，在前线当火线宣传队长，在医院苦学医术。经过革命的洗礼，她懂得了：“要革命，就得吃各种苦、受各种委屈，要坚强的活下去，革命成功才有希望。”
李开芬是戴着“肃反”帽子参加长征的。身体瘦弱的她，不仅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还要背比战友们更多的东西，有时她要在前面探路，有时要留下做后卫。在川西的时候，每过一座铁索桥，她都背着沉重的物品，四肢并用着爬行，好多次她都累得头晕目眩，身子悬在半空中，只有一只手抓着铁链。每到生死关头，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死，一定要活着!爬也要爬到目的地。
在绥靖地区，部队陷入了全面的饥饿状态。李开芬看到无数受伤的战友因饥饿而失去生命，决心拼死也要找到粮食。她带着30多名敢死队员，女扮男装，机智地冲入敌人阵营里，抢回一批粮食。政治部主任第一次向她握手感谢，就连监视他的人向组织汇报说：“监视李开芬，倒不如说是向她学习。这姑娘，的确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来了。”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兵败祁连山，部队化整为零，疏散打游击。妇女先锋团10多名女战士被马家军抓住，关在凉州(今武威)的监狱里。丧心病狂的马家军用尽各种残暴的酷刑残害红军，还以恐吓和感化来征服红军女战士，然后再把她们赏赐给下属当小妾。李开芬被马家军首领马步青看上了，非要她做马步青的秘书，也就是当小老婆。李开芬誓死不从，她还对着马步青的脸，狠狠地唾了一口，愤怒地呵斥他。当然，李开芬遭到了拳打脚踢，被押进了牢房，当晚，3个马匪在她熟睡时把她拉起来就毒打。一个敌人的马棍被打断了，就解下武装带继续打。李开芬毫不畏惧，赤手空拳地和敌人抗争，她被打得皮开肉绽、不能动弹，但仍然不屈服。她趁敌人放松警惕时，做通了一位看守人员的工作，带着另一名女红军，一起逃出了马家军的监狱。她机智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关卡，找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当李开芬见到出来迎接她的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王定国、朱良才等同志时，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 ”就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便泣不成声。谢老抚摸着李开芬，感叹地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是不容易啊!你不仅自己逃出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女红军，并争取了一个马步青的人参加革命队伍，真是坚强的革命女战士啊!”当时，路过办事处去苏联的贺子珍听到此事后，特意将李开芬拉到身边上下打量，称赞道:“年纪不大，能从这样的险恶环境里，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寻找党，真不简单!”
红军女兵烈士事迹（篇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彰显了信仰之美、理想之光、真理之力。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展厅内，有一件刘胡兰牺牲时反动派使用的铡刀和一座刘胡兰雕塑作品，铡刀长103.5cm，木制底座长112cm，刀身已经生锈，刀刃也已卷口，它本身是一件农村常见用来切割草料的农具，但凶残的反动派意图以残忍的手段震慑革命群众，用它夺去了刘胡兰年轻的生命。铡刀旁是著名雕塑家王朝闻创作的刘胡兰铜像，塑像与铡刀还原了刘胡兰牺牲前大义凛然的场景，每天都引得观众驻足观看，无不深受感动。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1942年刘胡兰参加抗日救国儿童团，1945年参加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回村后，她担任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同年6月，刘胡兰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时年14岁。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阎锡山趁解放军转移山西西部作战之机扫荡了文水县的平川地区，当地的地主武装“奋斗复仇自卫队”也乘机猖狂反扑，文水地区形势恶化。这时，县委要求干部分批转移上山。但刘胡兰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
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借解放区兵力调配之机，所属军队会同当地的地主恶霸和“复仇队”偷袭了刘胡兰所在的云周西村。敌人用农村铡草用的铡刀对群众进行威胁，并残忍杀害了手无寸铁的6名民兵和干部家属。面对凶恶的敌人，刘胡兰坚定地走到铡刀前，从容地躺在洒满烈士鲜血的冰冷的铡刀上，英勇就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刘胡兰就这样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仅15岁的生命。1947年2月，《晋绥日报》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刘胡兰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当时一二〇师“战斗剧社”以刘胡兰烈士的光辉事迹为题材，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即创作了歌剧《刘胡兰》，每场演出都给观众很大教育。1947年3月下旬，___率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向他汇报了刘胡兰等烈士英勇就义的事迹。___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解放太原后，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张全宝被俘，但他深知自己罪恶深重，化名张生昊来隐瞒杀害烈士的罪恶行径，次年被释放回到了运城老家。但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的在押犯人王连成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化下，检举出张全宝化名躲藏在运城的线索。1951年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将张全宝逮捕。在威严的法庭上，张全宝承认了自己杀害刘胡兰等7位烈士的罪行。后王连成因检举揭发张全宝立功，被法院判决免去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3年。后经复查属错捕，予以平反，无罪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应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雕塑家王朝闻创作刘胡兰烈士铜像，然而刘胡兰烈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因此王朝闻在塑造刘胡兰的形象时，参考了山西农家姑娘脸型圆润的容貌特征，用一个挺胸而欲向前移步的人物形象来凸显英雄就义前大义凛然的气节。1957年1月12日，刘胡兰牺牲十周年之际，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修建了刘胡兰烈士陵园。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后更名为刘胡兰村，成为向全国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展厅内，刘胡兰铜像和被害时反动派使用的铡刀组合陈列，刘胡兰铜像紧握双拳、紧闭双唇眼神刚毅，身后的铡刀冷冰冰地陈列在展柜中。这样一幅场景不仅勾勒出人物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内心状态，也无形之中把当时刘胡兰所面对敌人的环境和现场肃穆的气氛渲染出来。不仅突出了刘胡兰为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复兴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所需的强大精神力量。
红军女兵烈士事迹（篇5）
刘胡兰，女，1932年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有一次，八路军包围了敌军一个团，县妇女部长奉命组织民兵担架队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也要支前。她们在前线表现得十分勇敢，不但为伤员包扎伤口，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药，一直忙到天黑，战斗结束才撤回来。这时的刘胡兰才13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占领了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1945年11月，刘胡兰参加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回村后，她担任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还动员青年报名参军。刘胡兰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成长，于1946年6月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她才14岁。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抓捕。在敌人威胁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没有办法，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她以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以不朽的精神，矗立起生命的宣言。
1947年3月下旬，___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