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感动中国事迹心得体会(精选2篇)-凯发k8国际

彭士禄感动中国事迹心得体会(精选2篇)

彭士禄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之后，1986年，彭士禄又成为了秦山二期核电站的首任董事长，将满腔热情又投入到火热的中国核电国产化建设中。如果说秦山核电站的成功建成实现了我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那么秦山二期则是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据秦山二期核电站第一任总经理于洪福回忆，彭士禄在秦山二期任董事长期间有三大贡献：一是选点，确定了在杨柳山建设秦山二期;二是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三是进行了初步设计，亲自计算了核电站主参数，为秦山二期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中国，在工业基础、建造水平、材料及管理诸多方面均与国际上有很大差距，导致这个采用国际标准、由我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理和自主运营的核电站，注定要与艰难为伍，以坎坷为伴。

尽管有大亚湾90万千瓦核电作参考，但把核电站反应堆三个环路改为两个环路，并不是像把三只腿砍掉一只那样简单，而是整个核电站的设计多要发生很大变更，133个项目需要重新设计，大量数据需要做兼容工作。

当时有人断言，秦山二期核电站不可能按期建成发电。事实上每推迟一天发电，仅每天财务费用支付就高达上百万元。工程造价的提高，既影响到核电的竞争能力，又会影响到国产化的形象。秦山二期的成功与否，对每一个核电决策者和建设者都是一种考验。而这一切压力，并没有抵过秦山人“人定胜天”的信仰。

面对困难，在先后担任董事长的马福邦、张华祝、赵宏同志运筹帷幄下，从容决策，精心组织，啃掉一个个硬骨头。中国核电国产化绕不开秦山核电二期的贡献，它既是中国核电国产化的练兵场，又是走向世界的实验田，包括“华龙一号”177组核燃料元件的改进和许多宝贵的数据都是在秦山二期核电站实验成功的。

彭士禄说，搞任何一项核电工程，我们既要懂设计，懂经济，懂辩证法，还要关心建设人员的生活疾苦，要有安邦治国的理想和哀悯的情怀。否则核电站延误一天，损失多少，你心里就没数，你就管不好这个工程。

在坚定建设国产化二期核电站项目中，彭士禄以他独具的个性、超凡的胆略，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昂扬拍板，将中国国防建设中作出贡献的、施工技术超群的核工业二十二、二十三公司5000人挂在嘉兴市的临时户口，由秦山二期出资，全部落户到海盐，不仅满足稳定了秦山核电工程队伍，解决了历史上建筑施工单位建完就走，满地游离的困境，为工程建设者提供了固定的生活家园。这是几代人沉甸甸的嘱望，一份责任担当。

三十年过去了，正是这支中国核电的建设队伍在海盐建起了九座核电机组，现在的秦山已不再有山野的鸟鸣和不奇的峰峦叠嶂，而是变成了中华大地上核电机组最多、堆型最丰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核电能源基地，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民造福。这支队伍从海盐走出去，在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地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洁的绿色能源核电站。“浩荡入溟阔，志泰心超然”，这是彭士禄对核事业的不易情怀。

大国重器，以命铸之。从1970年8月30日四川大山深处的我国首次核能发电，到如今“华龙一号”成为“国家名片”，我国掌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首堆示范工程进展顺利。很多像彭士禄一样从事核研究的工作者，在祖国贫弱的年代，创造出了荫护万代的财富，用自己坚挺的脊梁，给了整个民族以力量。几十年后，中国大地上已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洁的绿色能源核电站。一代又一代核工业人用沉甸甸的奉献，托起核动力，铸起核电站，挺起共和国和平利用核能的脊梁。

彭士禄感动中国事迹心得体会精选篇1

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海丰人，我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年幼时父母牺牲，8岁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监狱，此后颠沛流离，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上世纪50年代，他响应党中央号召，隐姓埋名投身核潜艇研制事业，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他负责引进大亚湾核电站，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引领我国核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曾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科技顾问，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3月在北京逝世。

彭士禄同志个人成长和家庭发展，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见证党的建立、巩固、发展的百年奋斗历程。他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他以身许国、科技报国，求实创新、敢于拍板，践行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铮铮誓言，为我国核动力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高风亮节、淡泊名利，永葆初心、不改本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躬耕不止，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彭士禄同志是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出践行者，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时代楷模”为榜样，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党百年奋斗中感悟信仰的力量，把个人成长奋斗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彭士禄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彭士禄同志亲属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证书。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科协、中国核工业集团党组负责同志，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干部群众、科技工作者、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了发布仪式。

彭士禄感动中国事迹心得体会精选篇2

1925年，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彭湃的二子。上世纪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冲破阶级的“枷锁”，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

“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士禄关于人生最早的记忆。1928年，他3岁，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义。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那一年，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尽管彭士禄才4岁，他就已经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几十个贫苦百姓家生活过，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8岁时，彭士禄被国民党当局抓进监狱。在那里，他吃的饭里满是沙子、虫子，浑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觉盖的是破麻袋。

1935年，在狱友们的掩护下，在监狱受了一年苦、差点被饿死的彭士禄终于出狱。之后，他从监狱转到广州感化院，患重疾又差点病死。10岁时，他开始沿着铁道流浪，一度靠乞讨度日。后来，彭士禄再度被捕，这一次，祖母周凤将其营救出狱。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直至1940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见到彭士禄时凝视了一阵子，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后来，15岁的彭士禄来到了延安，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顾过往，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

1954年1月，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转眼潜入太平洋，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如果换了石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节车皮的石油，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这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回忆这段时光，彭士禄这样说道。也正是这段时光让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9年10月，当时的苏共中央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提出了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凯发k8国际的技术支持的请求。赫鲁晓夫傲慢地回答：“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他甚至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设供苏联的潜艇停靠的基地。

听后愤怒地站了起来说：“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简直比登天还难!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那时候，条件艰苦啊，我们都能够干出来，不容易!”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识。

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集体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睡。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那里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彭老回忆说。

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实践，他们逐渐扎实地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关系。默默攻关，这些“门外汉”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我来签字，我负责!”

尖端科学讲究精细严谨，但彭士禄偏偏“大胆”。

在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开发前期，许多人对核动力的知识都几乎为零，他们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这一天，实验现场围满了人，负责数据运算的黄士鉴并不知道彭士禄满功率的计划，下午六点多钟，黄士鉴发现，竟然满功率了!他以为自己算错了，继续算第二遍、第三遍，第三遍，他才确定。

彭士禄的“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也并非胸中无数。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也有人问他，“在潜艇核动力研制过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就在核潜艇进行最后调试工作时，剧烈的胃疼袭来，彭士禄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这一次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那一年，他才49岁!他说：“我喜欢这个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了秦山核电二期工程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到：“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群体团结，是合力，至关重要，最怕‘窝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劲越糟糕，最后变成负力，悲矣!尽自己的力气去做正功，没有白活。”

大国重器，以命铸之。他们在祖国贫弱的年代，创造出了荫护万代的财富，用自己坚挺的脊梁，给了整个民族以力量。几十年后，中国大地上已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洁的核电站。一代又一代核工业人不弛于空想，不鹜于虚声，将青春年华化作深海中前行的潜艇、澎湃动力的核电站，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